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

近年，学术界不乏这样的声音：如果我们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什么也不做，恐怕情况也不会坏到哪里去，经济同样会慢慢恢复。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就曾指出，大萧条其实是政府对于货币供应管制不当所致，他甚至说“很奇怪的是为何人们仍以为是罗斯福的政策让我们脱离了经济大萧条”。

诚然，凯恩斯等学术巨人的贡献功不可没，而上述这种论调也非空穴来风。20世纪后半叶，随着计算机与网络的运用，数据获取和处理变得愈加便捷，案头工作盛行的同时，愿意用双脚去搞科研的学者日渐稀少。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的研究，就显得弥足珍贵。在他们的著作中，真实的采访案例俯拾即是，各种情况、各种现象信手拈来。这种功夫，不是伏案工作能获得的，背后有多少跋山涉水、星夜兼程的调查，隔着文字，读者都能清晰体会到。

什么是贫困？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单纯施舍解决不了太多问题。面对贫困，更多地是需要经济学家进行行为分析，为何免费的蚊帐并不能减少疟疾横行，甚至影响当地经济生产？为什么货币补贴往往不能运用到位？为什么援助的粮食难以缓解饥饿，甚至导致当地粮食价格紊乱？缺乏实地调查，难以得到真实答案。

以往一些研究虽不乏科学严谨，却令人感到缺乏情味：针对穷人的食物选择，学者用穷人每日的平均收入与其摄入食物的热量供给组成模型。经过研究他们发现，一些穷人竟没有用多余钱去购买能获得更多热量的食物。

这种研究不禁令人唏嘘。不论贫富，人不是冰冷的机器，怎能用燃料与做功的机械理论去理解人的多元需求？谁会严格按照能量公式选择食物？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阿比吉特和埃斯特指出，“穷人的首要选择显然是，让自己的生活少一点儿乏味”，并不是更多“能量”。

如今，在世界的一端，一些国家和民族已经与所谓的“贫困”告别了几十上百年，而另外一端，另一些人却还需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继续贫困的生活。远隔千山万水，缺乏调研哪里还会有真理？

“田野研究”是源自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虽然方式不同，但前往研究最前线，到微观个体身边去发现问题，却是从亚当·斯密考察针厂以来，经济学家就已采用并秉承的优良传统。因而，做“田野研究”的功课必不可少。

阿比吉特和埃斯特著作中的一个细节格外显眼。在论述面对贫困的诸多经验时，他们选取了中国案例。他们提出，中国赋予村民参加选举的权利。“投票箱经常都被塞得满满的”，“调查却显示，选举制度改革产生了惊人作用——村政府对村民更加负责”，“一些中等收入的农户从中受益颇多，公共支出也大多被用在了村民的需求上”。尽管他们的表述不尽标准，但他们对中国做法和经验的称道，却溢于言表。中国的扶贫工作，是从每一个家庭的收支情况入手，从每一亩土地的物产和现状入手，从每一条江河的流速流量入手，从每一张表格、每一个数据的真实可靠入手。具体工作皆从实践出发，而非单纯的理论假设。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科斯曾提出：“我相信经济增长的秘诀是分工，研究分工就必须考察真实世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呼吁我的同行们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然而，他却发现，“我的同行们似乎不大愿意听我的劝告”。他将视角转向中国，“我始终对中国寄予厚望”，这因为“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

从黑板回到真实世界，实践证明，面对贫困，只有“用双脚做出的研究”，才能得出更可靠而具体的结论，提供真实有效的建议和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