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同诺奖得主“道不同”

潘家华

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将聚光灯打向了气候变化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开拓者、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因将气候变化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中而获得诺奖殊荣，其成果为国际气候谈判提供了依据。

诺奖光环也使得国内气候变化经济学界受到关注。

“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在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已建立起一支优秀的队伍，产生了代表性人物，更是做了很多独树一帜的工作。”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长期参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估报告的编写，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秦大河认为，这支队伍中的佼佼者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魏一鸣等。他指出，姜克隽的研究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表现出中国科学届的前瞻性；潘家华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也显示了我国学界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认可。

据记者了解，2017年由潘家华领衔召开的中国气候变化经济学香山会议，被学界认为是中国气候变化经济学进入了发展新阶段。

作为学科代表人物之一，潘家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解释了何为“独树一帜”的工作。他表示，和西方所追求的“效率”、“为富人谋福利”不同，中国学者的研究围绕发展、保障公平、尊重自然。“尽管我们与以诺德豪斯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道’，但理论和方法体系也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发展权益，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支撑。”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诺德豪斯的贡献？

潘家华：诺德豪斯确实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

首先，他是最早关注气候变化理论的主流经济学家。

其次，他在方法论上有非常大的创新，把自然、经济和能源消费、碳排放整合起来，开发了动态综合气候经济模型，影响很大，认可度很高。

第三，他的研究成果对政府经济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用他的经济模型计算出来的结果，迎合了美国相当一部分保守和传统政客、经济学家，甚至影响到了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一决定。他对征收碳税方面的观点，亦有类似效果，因此诺德豪斯在西方经济学界影响巨大。

但是，如果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发展权益的视角来看，他的模型和方法不是特别值得认同。

《中国科学报》：对发展中国家有何影响？

潘家华：首先，把气候变化进行量化和分析，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些数据和结论是否可靠？目前来看还有争议。

其次，诺德豪斯基于模型运算得出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低、代价小，而发达国家减排成本高、代价大，因此前者进行减排符合经济理性。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显然不认同这一点。碳排放量高的国家，应该更有能力减排；而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发展空间，减排能力其实比较弱。

从数据来看，上世纪90年代时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达到25吨，而1990年时中国人仅有2吨。如何继续减排？这是对穷人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剥夺。

《中国科学报》：诺德豪斯还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解决温室效应的最有效办法是在全球对所有国家征收碳税。

潘家华：对后发者、低能源消费、低碳排放、低收入国家来说，全球统一碳税无疑是对基本发展权益的剥夺。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曾在荷兰直接参与IPCC减缓气候变化第三次评估报告的编撰工作，深感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分析和量化结论具有很强的政治和利益属性。

诺德豪斯认为，碳排放权是可贸易的。针对碳排放权的可贸易性问题，我曾撰文指出，碳有三种属性：市场属性、公共属性和生存属性。

市场属性意味着碳排放量是可贸易的；公共物品属性能否贸易，取决于公众的选择；而如果没有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话，人的基本生存都无法满足，何谈贸易？因此我认为，碳排放作为生存属性时，像人权、选举权一样，是不可贸易的。

可惜的是，在诺德豪斯的理论中，并未做出这样的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被忽略甚至打压。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哪种碳排放控制方案更为公平合理？

潘家华：碳排放应当分成奢侈和基本需求两个部分——保障发展权益、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同时对奢侈的排放加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