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融规模纳入两项新指标，有助于货币与财政政策相配合

　　并不是说社融指标越高越好，合理即可。

　　1月16日，央行发布2019年12月金融数据显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51.31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019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5.58万亿元，比上年多3.08万亿元；12月新增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11400亿，比上月少增2500亿，比上年同期多增800亿。同时，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还纳入了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综合来看，2019年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金融业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加大，结构持续优化。下阶段，货币政策在保持灵活适度的前提下，重点是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挥好LPR市场化机制作用，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

　　社融“两增一减”，口径完善

　　温彬表示，社融增速实现了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的目标。

　　拉动社会融资规模多增的因素有哪些？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在回应第一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这显示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大。从结构上来看，体现为“两增一减”：贷款和债券多增，表外融资是少减，这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多增的主要原因。

　　2019年全年，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人民币贷款增加16.88万亿元，比上年多增1.21万亿元。2019年企业债净融资是3.24万亿元，比上年多6098亿元。从占比看，企业债的融资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是12.7%，比上年高1个百分点。

　　表外融资方面，2019年表外融资降幅缩小。委托贷款减少9396亿元，同比少减6666亿元；信托贷款减少3467亿元，同比少减3508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4757亿元，同比少减1586亿元。

　　央行办公厅主任周学东表示，“两增一减”与治理影子银行有关系的。“两增是开正门，贷款多增、债券发行多增；关后门则是表外融资三项继续减少。这三项去年减少了3万亿，比2018年少减了1.18万亿，这显示出压缩影子银行的规模在有序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公告称，2019年12月起，人民银行将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与原有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合并为政府债券指标。

　　近年来，央行不断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指标，将一些新的融资渠道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口径。此次调整并不是因为数据低了才又新增统计数据，恰恰相反。“数据加入以后，增速还低了0.1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把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以后，2019年末，政府债券的余额是37.73万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比重是15%，完善后的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10.7%，比完善前的增速要低0.1%。

　　周学东表示，此次把国债和地方债加进来，数据更加完整。不管是国债、地方专项债，筹集的资金是用于支持实体经济建设。并不是说社融指标越高越好。过高反而会推高全社会的杠杆水平，带来通胀的隐忧；过低也会反映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足。

　　阮健弘表示，此次调整有利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个指标现在既能反映货币政策，也能反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个主要抓手，出于配合的需要，客观上也需要一个指标来综合反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的信用总规模。阮健弘表示，未来央行会根据全社会金融活动的发展情况，继续关注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评价。可能还会适时完善，使金融统计指标更好地反映金融活动的变化。

　　M2增速超预期，货币政策有空间

　　2019年末M2同比增长8.7%，超出市场预期。增速较上月加快0.5个百分点，增速创近两年新高。M1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末高0.9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2.9个百分点。

　　阮健弘表示，M2增速有所回升是人民银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逆周期调控，政策针对性和实效性效果明显体现的结果。2019年人民银行适时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在丰富银行补充资本金的资金来源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适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提升商业银行贷款投放能力，推动M2增速企稳回升。主要表现在银行贷款保持较快增长、银行债券融资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商业银行以股权投资的形式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融出的资金规模降幅在收窄等。

　　温彬认为，M2同比增长超出市场预期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6.81万亿元，同比多增6439亿元，派生存款增加；二是，去年12月份我国贸易顺差467.9亿美元，为去年下半年以来新高，随着人民币汇率由贬转升，预计外汇占款改善，增加基础货币投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