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论超越西方治理论

　　改革开放不但是管理体制上的学习创新，还意味着思想文化上的文明互鉴。在政治学理论方面，20世纪80年代传播的主要是现代化理论，90年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被大量译介到国内，21世纪流行的则是基于民主理论的治理理论。如果说政治民主是为了加强个人权利而去政府化，经济自由是通过强调私有化和市场化而去国家化，那么，治理理论则是通过增强个人权利以削弱政府作用的制度化安排，从而构成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三驾马车”：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与治理社会化。

　　西方治理理论渊源及主要内涵

　　治理理论来自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专家对于南撒哈拉沙漠国家的政策设计。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出现普遍性的国家失败，根源在于无能为力的政府，而替代性方案就是加强非政府组织、各种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的作用。世界银行甚至还以“投资人民”为主题，强调个人和社会的替代性作用。伴随着1990年作为新自由主义宣言的“华盛顿共识”的节拍，强调社会作用以去政府化的治理理论迅速在全世界流行开来，“无政府的治理”成为治理主义者的信仰，认为去政府化的治理才能实现公正透明，才会有政治合法性。

　　客观地说，民众对于政府存有意见是普遍现象。因此主张去政府化而鼓吹个体的作用，是一种民粹主义情结，而治理理论无疑迎合了这种民粹主义诉求。问题是，在很多非西方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国家-社会关系属于“普力夺社会”或“强社会中的弱国家”，国家被嵌入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难得自主性。在此情境下，再主张进一步去国家化而强化社会的权力(权利)，这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不是更恶化了吗？对此，曾经大力鼓吹治理理论的福山有过深刻反省。要知道，“组织起来”依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国家建设的优先议程。

　　这是比较政治发展研究给我们的基本知识。人们的认知能力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缺乏比较政治学基本知识的前提下，各种与发展中国家国情南辕北辙的概念、理论的流行在所难免，甚至变成某种“道德”标准。现在，人们终于看到，主张社会权利的治理理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能起到良治的作用，比如南撒哈拉沙漠国家并没有因为出产了治理理论而变得“善治”，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水平也并没有因此得以提升。为什么呢？除了它们尚未真正完成“国家建设”的任务——“把国家组织起来”，还因为被赋予治理使命的社会组织也远非治理理论所依赖的“公民社会”。因“民情”不一样，统统被称为“公民社会”的社会组织，在美国其实已经演变为利益集团社会，在南美则为“普力夺社会”，印度乃为“种姓社会”，非洲是“强社会”。虽然名称各异，但共同点都是不平等，而公民社会理论的假设是社会平等基础上具有公共精神的参与。

　　具有“中国性”的治理理论——国家治理理论

　　在与治理理论这种强势话语的对话中，中国政治学人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国性”的治理理论——国家治理理论。显然，“国家治理”之于“治理理论”的不同在于“国家”的角色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得到各界的热烈呼应。无疑，这种社会科学化的政治表述是以学术研究积累为基础的。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治理理论流行，但很多学者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国家治理”一词。这是因为中国人是天然的国家治理主义者。

　　因此，当西方的治理理论大行其道时，主张“国家治理”的研究也影响日隆。有学者提出了作为研究范式的“国家治理范式”，认为国家治理包括政治价值、政治认同、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等几个方面。当“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官方术语之后，国家治理与西方治理理论被明确区分开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本质上既是政治统治之‘治’与政治管理之‘理’的有机结合，也是政治管理之‘治’与‘理’的有机结合。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话语体系中，‘治理’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有机结合”，并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避免两种认识上的偏差：简单运用西方“治理”概念来套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简单认为“治理”概念只是西方当代政治理论和管理理论的专利。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点

　　应该说，作为官方政治表述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