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财政：欧元区的理想构图与现实场景

　　《马约》划定的赤字率与债务率红线实际上也只是一种文字游戏。

　　张锐

　　经过你来我往的讨价还价，欧元区财政部长会议终于在近日就设立欧元区统一预算机制的框架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建立规模为170亿欧元的“促进竞争力和趋同性预算工具”(BICC)，以让其充当用于支援欧元区改革项目的公共基金。分析人士认为，虽然财政机制并没有以“统一预算”来冠名，且BICC的预算规模也要比先前的设想小得多，但至少让人看到了欧元区货币一体化后财政一体化改革的希望。

　　作为欧盟一体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设立“欧元区统一预算”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年多前提出并推动。在马克龙的建议中，欧元区不仅要设立财政部部长一职，建立数千亿欧元为基础的统一预算，还要设立欧洲货币基金（EMF），并将欧洲稳定机制（ESM）完全转移到EMF之中来，而且马克龙认为成员国投入ESM的资金目前约占GDP的1%，建立统一预算之后须将该比例提高，以充实EMF；另外，马克龙还倡导在欧盟范围内开征新的企业税，以形成欧洲投资基金（EIF）。值得注意的是，马克龙不仅亲自摇旗呐喊，而且一直在拉拢德国总理默克尔并希望德国为改革计划背书，目前来看，BICC的建立可以看做是作为欧元区“轴心国”的法德两国之间彼此妥协与让步的阶段性成果，而且德法两国都有着实现欧元区财政一体化的共同希望。

　　放在欧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与宽宏背景中考察，马克龙统一预算的财政改革设想其实并非空穴来风。从关税一体化-市场一体化-货币一体化-财政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是欧盟一体化的路线图，最初在设计一体化进程时，围绕着欧盟应当是一个超国家机构还是仅限于是一个政府间机构发生了广泛争论，最终“新功能主义”的观点说服了众人，即各方应遵循“溢出”效应的力量，通俗地说就是在各国融合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一个经济部门的一体化会慢慢导致其他部门的一体化，这样的“溢出”效应会蔓延至欧盟整体，最终促进一个政府间机构向超国家机构的转变。现在看来，“新功能主义”在关税同盟、共同市场以及货币单一化形成过程中均得到了有效检验，但在财政领域却鲜有作为，对此，有一种看法是，“溢出”机制尚未传导到财政层面，如果到时产生了实际诉求，财政一体化就会水到渠成。

　　客观地评判，财政一体化涉及了成员国财政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财政权力的重新组织与确认，比起关税与货币要素一体化肯定要敏感得多，所以与其说是财政一体化并没有得到“溢出”机制的传导，还不如说是欧元区各国尤其是德法两国先前在这方面很少给予关注且尚未投入必要的精力，以致可以作为财政一体化的成绩且能够摆上桌面的也只有《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依照《马约》，欧盟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率不能超过3%，债务率不能超过60%，否则承担协调与监督职能的欧委会将对其启动超额赤字的惩罚程序（EDP)以及给予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0.2%至0.5%的罚款。

　　《马约》之后落地的欧元让欧元区只有货币联盟却无财政联盟的先天性结构缺陷暴露无遗。一方面，从问世之初对美元的1：1.18，到目前的1：1.20，欧元汇率不断走弱，欧元区内德国、法国与荷兰等保持经常账户长期盈余的国家因此大受裨益，而同时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出口能力较差的国家则不得不承受经常账户亏空与赤字的压力，加之福利与劳动力价格的刚性，这些国家的公共财政都是严重入不敷出，并最终以债务危机的极端形式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单一货币意味着成员国失去了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危机爆发后，相关国家不能通过货币贬值以及汇率政策的调整来进行对冲，唯一希望就是等待欧盟成员国的财政救助，可救助又不是一项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由此导致危机国家在欧盟成员国围绕救助所展开的一轮又一轮“口水战”中错过了受援的最佳时间窗口。基于此，不少学者认为，货币一体化的欧元区其实并没有朝着“欧元之父”蒙特尔所提出的最优货币区方向演变，并且债务危机应当“欧元悖论”的一次映射。

　　还有一点不得不承认的是，《马约》划定的赤字率与债务率红线很多时候实际上也只是一种文字游戏，因为在欧债危机之前经常突破标准约束的国家恰恰是德国、法国等欧元区核心国家，而且欧委会面对它们还无可奈何；另外，3%的赤字率与60%的债务率上限在正常的周期下应当是有效的，但在危机引爆后，过分僵化的政策又必然抑制相应国家的自身腾挪空间，如减税、增加投资开支等，最终导致相关国家的危机愈演愈烈，欧盟也因此付出了超出预想的财政救援成本。

　　危机是苦难之时，更是创新之机。持续八年的债务危机中，围绕着危机救助的主题，欧盟在制度与政策层面进行了不少的突破性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