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湘燕、赵亚琪：美国关税政策的理论误区与现实目的

　　文/中国人民银行驻美洲代表处首席代表、高级经济师宋湘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亚琪

　　自美国挑起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以来，关税在美方的政策工具箱中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美国的关税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其贸易逆差国地位，且可能从多方面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不符合经济和国际贸易理论共识。本文从政治、经济和外交等角度分析了美现政府热衷使用“关税武器”的原因。

　　加征关税有悖经济和国际贸易理论共识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直接由头是本国巨额的贸易逆差。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升级贸易摩擦、加征关税的方式来减少贸易逆差和工作外包，实现产业回流和“让美国再次强大”，这一逻辑显然有悖经济和国际贸易理论共识。

　　首先，造成美国全球贸易逆差国地位的原因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一是美国国内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数据，美国储蓄率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呈下降趋势，背后的原因包括产业结构、高福利社会制度、长期低利率环境、居民消费和储蓄习惯等多重因素，储蓄缺口的持续存在导致美国需要通过贸易赤字实现内外均衡。二是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由于美元是全球公认的国际货币和储备资产，全球储备资产供应需要美国不断产生贸易赤字，且美元为了维持国际储备货币职责须维持相对强势，不利于美国出口，也是导致美国贸易赤字积累的原因。三是美国可通过发行本币来弥补经常项目差额。美国能够使用美元支付美国贸易逆差、平衡对外债务，这使得美国的贸易失衡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四是美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跨国公司生产布局。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高附加值环节，将本国低附加值、存在比较劣势的传统制造业逐渐转移给生产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出口核算方法以出厂售价计算，导致美国对部分发展中国家贸易逆差被严重高估。五是美国在部分领域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按照美方统计，2018年美在高科技领域的对华贸易逆差占商品贸易逆差的32%，如果美国放开高科技领域的出口限制，则可减少对华贸易逆差三成以上。由此可见，美国在全球贸易中处于逆差地位并非加征关税能够解决。

　　其次，关税壁垒将破坏全球产业链、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损害消费者福利，对美国和全球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是直接影响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参与程度，导致全球价值链加速转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模型显示，在中美全部贸易品加征25%关税的情况下，中国电子产品和其他制造业出口至美国市场的增加值将转移至亚洲和北美等地区，产业链相关国家对中国出口也将显著下降。二是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关税壁垒导致贸易总量下降的同时，过去根据各国比较优势做出的最优投资决策失效，导致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三是不利于美国相关产业竞争力的提高。美国现政府试图通过关税手段推动制造业回流，但由于本土不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很难实现回流，即便在短期和小范围内靠压力和非常规政策有所成效，长期看也不利于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四是损害消费者福利。提高关税一方面导致美国进口商不得不分担关税成本，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供给不足，价格上涨，损害产业链相关企业和消费者利益，加大通胀压力。五是导致跨国企业利益受损。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要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美国加征关税会影响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经营，造成美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获利大幅减少。六是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贸易局势持续紧张是当前全球经济下行的主要风险。IMF在2019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并表示经贸摩擦可能会进一步抑制全球经济增长。

　　美国关税政策的主要目的

　　既然美国的关税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美国的贸易失衡，且可能从多方面造成恶劣影响，表面看可谓是“损人不利己”，那么美国现政府热衷于使用“关税武器”的真正原因和目的何在？

　　第一，兑现竞选承诺，赢得政治连任

　　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时期就提出了包括大规模减税、缩减政府开支、扩大基建和教育支出、反对自由贸易和非法移民、放松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政策主张，号称将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使未来10年美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在贸易政策方面，主张加强贸易保护，强调贸易协定应维护美国的优先地位，减少贸易逆差和外包。具体包括：一是提高关税，主张对所有进口货物施加20%关税，特别是对中国、日本和墨西哥商品课以重税，甚至提出如果中国不改变所谓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二是加强贸易执法，对进行不公平倾销和补贴的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并提出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三是重新协商甚至退出多边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移民政策方面，主张在美墨边境筑墙，强化移民执法，限制移民人口规模，遣返非法移民并暂停外国劳工入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