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如何踩好知产保护与竞争治理的“平衡木”？

近日，视觉中国“黑洞图片”版权事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版权问题成为近期热点：有关部门表态了，国家版权局表示，将把图片版权保护纳入即将开展的“剑网2019”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图片市场版权秩序；媒体界也在积极行动，人民网倡议主流媒体在净化版权市场一事上主动担当，全国主流媒体应尽快在图片采编、使用和版权交易等方面形成联动机制，保护创作者合法权益。

其实，无论是主管部门的发声还是主流媒体的探索，都表达了两层意思：我们既要依法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也要对“维权敲诈”、“版权流氓”等滥用权利者严格加以规制。即，“保护”与“规制”这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不可偏废其一，都离不开按照《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知识产权有关法律的原则与精神来办事。

再把视角景深拉远一些来看此事，图片版权在更大范围属于数字版权领域，这反映了在互联网经济深度发展、网络经济创新应用迭出、市场经济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成长的烦恼”——

我们得承认，一方面知识产权制度激发了各领域的创新活力，实现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竞争政策维护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在促进行业创新的基础上，增进了社会的整体福祉。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思考：从反垄断法视角，我们应如何看待知识产权专有许可？在对互联网产业创新的法律政策治理中，如何体现“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一言以蔽之：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实现知识产权制度和竞争政策的科学衔接和合理统一，推动整个社会的创新和发展？

为此，记者在日前由腾讯研究院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2019知识产权南湖论坛·互联网分论坛”上采访了相关专家。

著作权许可使用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专有许可和非专有许可两种。当前，我国数字内容产业是经济新动能的重要拼图，著作权专有许可模式也不断创新，在某种程度上，专有许可与集中许可制度表现出一种“新旧之争”的味道。记者采访发现，不少专家认为，专有许可制度是著作权私权属性的应有之意，符合数字内容行业的发展要求，应给予鼓励与支持。

“对于著作权专有许可模式的探讨，必须要符合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丛立先说，为了促进互联网信息产业的发展，2001年我国在《著作权法》中新增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之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引入了“避风港规则”，这些规则设计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当前我国互联网行业蓬勃发展的局面。“如今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专有许可制度就是互联网内容产业与传统的媒体产业博弈的选择，这是一个良性博弈的局面。所以在规则选取上，我们需要从这种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中来思考问题。”

“一个事实得承认，当前专有许可在我国本土实践中被广泛用来替代集体管理组织的集中许可，已成为形成网络服务提供者与著作权人之间稳定法律关系的主要制度工具。”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熊琦指出，我国专有许可适用既无任何来自著作权法的专门限制，也难以通过类推适用合同法的方式寻找限制依据。与集中许可相比，在专有许可模式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手段精确计算作品使用情况和控制对作品的接触，为版税收益的精确计算奠定了基础；与非专有许可相比，著作权人以专有许可的方式将许可对象局限于某个特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解决了前期协商和后期监管带来的交易成本问题，使作品许可效率得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