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资产—2020年宏观经济展望

　　核心观点：

　　2020年宏观经济走势的核心焦点在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冲击与国内经济内生动力和逆周期调节政策的正面影响对冲的结果。我们对贸易摩擦负面冲击的基准判断是中美双方进一步加征关税的可能性下降，但2019年7、8两月工业生产的突然失速是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业生产全面影响的开始，未来仍可能继续“发酵”。2020年国内经济内生动力重点需评估两点：一是制造业投资回升的可能性和力度，二是消费企稳回升的可能性和力度。逆周期调节政策的影响，一方面要考虑当前旧改等稳投资手段对2020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的正面影响，另一方面要考虑2018年4季度启动个税改革滞后反映在2020年上半年消费需求的正面影响。

　　我们对2020年整体经济走势的判断是前低后稳，上半年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的改善将暂时缓和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一旦经济下行压力放缓，那么投资方面的逆周期调节力度就有可能下降，但下半年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将逐步上升，因此预计经济增速在上半年反弹后保持相对稳定的可能性较高。

　　宏观政策方面，当前货币政策既面临着通胀水平的制约，也面临着必要性的质疑——经济下行的原因包括国际贸易萎缩、投资意愿低、就业压力升、收入预期降、消费意愿弱等，均很难通过货币政策解决。此时积极财政政策将担任宏观调控的主力，一方面通过减税降费对企业盈利和居民消费提供助力，另一方面扩大有效投资，既直接拉动有效需求，又支持结构调整。落实的关键是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和行动意愿，2019年下半年以来土地出让收入的恢复、专项债额度提前、消费税征收改革和未来的房地产税方案等，都指向于此。

　　通胀方面，历史经验显示CPI猪肉项上行期一般为15个月，目前只经历7个月；叠加翘尾的贡献，CPI同比增速可能在2020年上半年运行在4.0以上，三季度之后才回归3.0，预计全年均值3.1%。PPI将在工业品库存见底和逆周期调节发力的作用下从零下回归到零上，但在房地产调控和贸易保护主义延续的条件下，缺乏内生上行动力，预计全年均值0.4%。

　　展望2020年，我们的基准判断是，中美贸易摩擦不会进一步恶化，中美之间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等方面加强协调，美元指数出现10%左右较明显的回落，中外利差维持在高位吸引国际资本流入，改善外汇市场供求状况。尽管需考虑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和中国提升汇率弹性的政策选择，我们仍预计2020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为(6.25,7.19)，但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由弱转强，回到7以内的可能性更大。

　　写在前面：

　　2019年，全球多个经济体以一个不同的视角，再一次认识到“中国制造”的影响力，这个视角就是中美贸易摩擦。最新的数据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中国经济造成较大的需求收缩效应，然后通过全球供应链条传导到包括韩国、台湾、日本、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等等多个有关经济体。比如，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同比下降7.3%，但加工贸易进口的下降速度更快，同比下降11.7%。“中国制造”表明中国不仅仅是在为全球制造商品，也同时是在为全球组织商品的制造活动。如果打破这一链条，“覆巢之下无完卵”。德国制造业PMI 在9月跌至41.7%，创历史最低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2019年全球GDP增速由2018年的3.6%下滑至3.0%，贸易量增速由3.7%下滑至0.9%，关税的不断加征使得全球贸易弹性较此前1.0-1.3的正常水平出现急剧下降。如果不及时遏制贸易争端，全球经济衰退和对外贸易螺旋式下降的风险将上升。

　　“中国制造”以提醒全球共同衰退风险这样一种方式受到瞩目应非多数人所愿。近期，我们还是观察到中美双方有望围绕人民币汇率等中心议题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美联储降息、欧央行重新启动量化宽松政策、更多国家的央行采取负利率工具等，显示各国愿意积极行动起来对抗经济衰退风险。

　　由此，“中国制造”引出另外一个未来将日益重要的话题——“中国资产”。从短周期来看，首先，中国经济最先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基本面率先出现调整，那么在贸易摩擦缓和期也将有望率先出现企稳迹象；其次，中国是少数拥有所有部类制造业的经济体之一，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最高，如果贸易和制造企稳，中国资产受益也最全面和最直接；第三，中国在“逆全球化”中坚持金融市场开放，逐步消除国际资本增加持有中国权益和债券资产的制度障碍；第四，受贸易摩擦之后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全球以负利率标价的债券规模高达17万亿美元，这从反面凸显了中国资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