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数字经济如何破题

　　2019年12月12日，新华社发布了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公报对2019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总结，对2020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部署。在公报指出六项重点任务中，“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赫然在列。尽管“数字经济”一词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当中，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中，以如此的地位被提及，在印象中却是首次。

对于像我这样的数字经济研究者来讲，中央重视数字经济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提供了很多“业务”机会。公报发布后，就陆续有媒体和研究机构来咨询我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看法。来者甚多，一一作答实在不易。所以就干脆借新年的第一次专栏，集中谈一些自己的观点，权当是对提问的一次统一回答吧！

不断演进的“数字经济”概念

作为一名研究者，在正式讨论数字经济之前，我想先花些时间掉一点书袋，谈谈“数字经济”这个概念本身。要定义数字经济并不是件容易事，因为这个概念本身是在发展的，一天一个样。

从文献上看，“数字经济”一词首次出现，是在美国学者唐·泰普斯科特（DonTapscott）于1996年所著的《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TheDigitalEconomy:PromiseandPerilintheAgeofNetworkedIntelli－gence）中。不过，在这部专著中，泰普斯科特只是用“数字经济”来泛指互联网兴起后的各种新生产关系，并没有对其概念进行精确的界定。

尽管“数字经济”并非一个清晰的概念，但作为一个“好词”，它很快在当时的学者当中流行了开来。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很多论文和报告中，都出现了“数字经济”一词。尽管在不同的文献中，“数字经济”的具体所指各不相同，但大致上讲，它们都涉及了互联网技术，以及在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出现的电子商务（e-commerce）和电子业务（e-business）（注：“电子商务”指的是经由互联网技术进行的商品和服务交易，而“电子业务”指的则是采用了互联网技术的业务流程）。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数字经济”所指的基本就是“互联网经济”。

2000年之后，新技术猛进，物联网、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型数字技术你方唱罢我登场。单纯的“互联网经济”已经难以涵盖“数字经济”的全部内容。在这种背景下，不少文献开始把这些新的技术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型经济活动也吸收到“数字经济”的概念中来。例如，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发布的《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数字经济则被定义成了“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在这个定义中，数字经济已经囊括了一切数字技术及建立在它们之上的经济活动。

纵观数字经济定义的演变，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个重要信息：第一，随着技术的演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动态的。我们应该用发展，而非静止的目光来看待它。第二，数字经济是技术与经济的结合。在制定相关的发展政策时，我们要两头并举，既要重视技术层面，也要重视经济层面。

理解数字经济的三个维度

由于数字经济既涉及技术条件又涉及经济关系，因此要全面理解它是十分困难的。不过，由三个维度入手或许可以对认识它起到一定的帮助。这三个维度是：构成数字经济技术基础的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条件下重要生产要素的数据，以及数字经济条件下的重要组织形式的互联网平台。其中，前两个维度构成了数字经济的生产力层面，而最后一个维度则构成了数字经济的生产关系层面。

1、数字技术

构成数字经济的第一个维度是作为技术基础的数字技术。相比于传统的技术，数字技术有很多独特的特征，例如，它们的演进十分迅速，其发展会呈现出“摩尔定律”或类似的规律；又如，它们都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网络经济特征，在发展突破一定临界点后，增长速度将会极为迅猛。

这里特别想强调说明的一点是，数字技术有很强的“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PurposeTechnology，简称GPT）属性。所谓“通用目的技术”，是相对于“专用目的技术”而言的。通俗来讲，它指的是，能够同时使用到多个部门的技术。这种属性带来了两个重要后果：第一，数字技术研发工作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它所产生的收益可能远高于其可以给研发者带来的回报，这导致了在市场条件下，研发者的投入可能会低于社会最优的水平；第二，作为“通用目的技术”，数字技术功用的发挥需要具体部门的技术和组织进行配套，这使得数字经济部门的发展和经济整体的发展可能是不同步的。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索洛悖论”，即数字技术发展对GDP的影响并不显著。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数字技术的“通用目的技术”导致的。

2、数据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在性质上和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的生产要素存在着很多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