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艾利安：西方经济如何能够避免日本陷阱

　　文/专栏作家  穆罕默德·艾利安

　　日本化被认为是糟糕决策的结果，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日本化的幽灵如今飘荡在西方上空。

　　不久前，传统学术还坚信西方经济永远不会“日本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们认为，如果增长萎靡、通胀疲软和长期低利率的综合威胁真的成为现实，决策者也有足够的应对工具。他们充满信心地指导日本人采取果断措施让国家走出长达几十年的“巨坑”。

　　日本化被认为是糟糕决策的结果，它是可以避免的。但日本化的幽灵如今飘荡在西方上空。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和美国的复苏都比大部分决策者、政客和经济学家所预期的更缓慢，包容性更弱。最近，欧洲和日本对于实现摆脱低增长和持续反通胀压力的希望日益渺茫。

　　特别是欧洲，令人担忧的地区性减速卷土重来。增长预测不断向下调整，欧洲央行承认早前实现通胀目标的乐观态度有误，政府债券收益率下降，全球负利率政权交易量已达10万亿美元。

　　而在美国，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担心减速将至，一些人敦促美联储削减利率，也有人要求调高通胀目标，以遏制过度反通胀的风险。

　　是否所有过去否认过日本化威胁的西方经济学家都过于油嘴滑舌了？是，也不是。

　　今天的日本化恐慌来自对结构性反通胀力量的合理担忧，这些力量可能会直接和间接地导致更低迷、包容性更低的增长。这些力量包括社会老龄化、不平等性加剧（以收入、财富和机会衡量）、多个人口细分群体的社会和经济不安全，以及对机构和专家观点失去信任。

　　随着上一场资产泡沫后的企业僵尸化，这些结构性因素导致了更低迷的边际需求以及风险厌恶和自我保险的增加，而没有带来有利于增长的风险集中。创新——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移动技术的创新——是另一个因素。尽管这些技术的经济影响模棱两可，但毫无疑问它们降低了越来越多种类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壁垒，也带来了价格下降压力（“亚马逊效应”，至少在短期是如此。）但是，它们对增长和生产率的长期效应仍有待观察。

　　增长还受到不那么直接的因素的影响。比如，持续低迷、有时甚至为负的利率总会破坏机构完整性和金融体系的经营效率，从而减少银行贷款、限制保险/退休企业能够向家庭提供的长期产品的范围。另一个间接影响来自对未来的预期。增长和利率低迷的时间越长，家庭和公司越有可能推迟消费和投资决定，从而延长低增长和通胀的情况。

　　最初低估日本化威胁的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淡化或干脆忽略了这些直接和间接的因素。回过头来看，他们不应惊讶地发现，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内向移民较少的社会，如今正与日本化作斗争。

　　不过，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政策可以在宏观经济结果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种观点没有错——尤其是当结构性力量被过度的周期性紧缩放大时，就像1989年日本的情况一样。问题在于，他们往往过于狭隘地关注货币政策，而高估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面临日本化风险的国家需要更广泛的政策组合，以解决经济的需求面和供给面问题。

　　毕竟，货币政策在“零区间”附近和其他“流动性陷阱”起作用的情形下效果会打折扣。大规模资产负债表操作，比如量化宽松（QE），通过向系统直接注入流动性来争取时间。但它们并不解决根本性问题，并且本身也会造成成本，各种附带伤害，以及意料外的后果。

　　因此，针对日本化的最强保护是在国家、地区（如欧洲）和全球层面，需求侧和供给侧措施双管齐下。在财政空间充裕的国家，这意味着放松政府预算和增加提高生产率的投资（如基础设施、教育和培训）。而凡是面临技能短缺的国家，增加合法移民和更好地便利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有助于弥补缺口。

　　此外，这些政策必须辅之以更有效地保护人口中最脆弱的群体，特别是在健康、培训和劳动重组方面。除非有更好的政治领导和更开明的全球政策互动，否则所有这些政策都无法实现。

　　日本化带来了三个教训，这些教训西方决策者和政客还没有充分消化。首先，结构性压力使得扭转低增长、反通胀和零或低利率动作变得非常关键。其次，非常规货币措施可能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第三，在制定必要的全面政策响应时，我们必须承认，障碍的技术因素很小，而政治因素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