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世锦：用刺激性办法保6，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5

【MBA中国网讯】近日，经济学界展开保“6”大争论。

在今日举行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上，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以“用刺激性办法保6，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5”为题发表演讲指出，认识这一问题需要澄清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过去近十年经济增速的回落？第二个问题，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能不能改变增长阶段的转换？

对于第一个经济形势的问题，刘世锦认为，近10年中国经济的回落是增长阶段的转换。“2020年到202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在6%以下，在5%到6%之间。我们经历的增长阶段的转换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是在6%以下。”对于第二个政策取向的问题，刘世锦提出，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还是比较偏松，如果政策放得更松，试图用一种刺激性政策达到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速，实际上是寅吃卯粮。“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为以后出现经济真正断崖式下跌的一个诱因，这是目前特别需要警惕的。”他说。2020年到202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6%以下”刘世锦提出，保“6”争议需要认清的第一个事实是，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在过去近10年开始逐渐回落。“近10年的回落过程很难用一般的周期波动理论来解释，而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从过去10%的高速增长转向将来5%左右的中速增长。”

一、为什么会出现增长阶段的转换？刘世锦给出了四方面的解释：

第一，工业化阶段，重要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在他看来，历史需求峰值指的是整个工业化二三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进程中，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长速度最高的区间。过去支持高投资的三大需求来源的房地产峰值出现在2003年、基建投资峰值在2006年、出口峰值在2011年左右出现。在历史需求峰值出现以后，经济增长就会进入平台期，开始出现逐步回落。

第二，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重要变化。从2012年开始，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每年至少减少二百万人，最近几年减少的数据是四五百万人，而就业人口总量从2018年开始下降。

第三，可利用的技术减少。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全世界最为齐全的工业门类，而且已经在部分领域并跑和领跑，“实际上这也反映出我们可以利用的技术已经明显减少。”他说。

第四，资源环境可承受的能力达到了临界点。刘世锦表示，资源消耗、碳排放量已经接近了历史峰值，环境容量大幅度收缩，部分地区超过临界值，最为明显的就是雾霾天气的影响。

刘世锦指出，从国际经验来讲，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经历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长，当人均GDP达到1.1万美元时都由高速转向中速。其中，日本的经济增速在70年代初期直接降到4%-4.5%，韩国的经济增速在90年代后期直接降到5%左右，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速出现在80年代的后期，由10%降到5%-6%。

“我最近组织了一个团队，一直在研究潜在增长率的问题，他们最后算出来2020年到202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6%以下，在5%到6%之间。我们经历的是增长阶段的转换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在6%以下。”刘世锦表示。

二、“中国现在的宏观政策总体上还是比较偏松”

刘世锦认为，保“6”争议需要厘清的第二问题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能不能改变增长阶段的转换？

刘世锦提出的一个判断是，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改变潜在增长率。在他看来，只有当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放松宏观政策，才可能有效。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潜在增长率就像游泳池里的水面，平时我们看到这个水面是波动的，宏观政策可以让波动的幅度小一点，甚至把它熨平。但是水面由2米变成1.5米甚至变成1米，这个事情是宏观政策变不了的，是由另外的因素决定的。从经济理论角度来讲，是由要素的供给特别是要素的质量及其组合的结构，或者简单地说，由结构性潜能来决定的。”刘世锦说。

近期，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呼吁货币政策放宽的呼声比较高。在刘世锦看来，近年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是比较宽松的，前些年为了稳增长、加杠杆，出现了杠杆率过快上升的情况。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出现由于货币政策过紧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

此外，脱实向虚、货币政策传导不畅、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属于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很难影响、改变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