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大数据也不能搞计划经济

　　对于马云曾经的观点“大数据使计划经济越来越大”，前不久张维迎教授曾隔空批驳“大数据的出现可能会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这完全是错误的。”吴敬琏教授也表示，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有学者论证，在信息充分前提下，计划经济可以跟市场经济一样有很高的效率。但实际上这样的信息机制是不可能建立在计划经济条件之下的，即便是在今天有大数据也不行。

　　以下为观点全文：

　　经济学界对基本问题研究得不透这两年我参加一些论坛常说三句话，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其中核心是研究基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的同仁们对于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就是就现象答问题的多，而对基本问题研究得不透。

　　现象是多种规定的集合，是千变万化的。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以后就热闹一通，但是浅尝辄止，没有把基本问题弄明白；过了两天以后，某些因素发生了变化，可能是一种很偶然的因素，很次要的因素，很短期的因素，但现象表现就往往有所不同，于是又来一次浪潮。新的浪潮又是这样，就事论事，浅尝辄止。过了几天，因为现象的变化很快，所以这个事情好像人们又不关注了。

　　当同样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面貌出现时会觉得是一个新问题，这是因为对本质没有认识，所以新现象出现的时候，原来的那些得到的认识不但没有深化，反而被遗忘。或者是当出现新形势的时候原来已有的认识变模糊了，又重新来。每次都从零点开始，每次都走不远。于是对于基本问题的研究就很不足。

　　所以我们在每一次浪潮来的时候都要把基本问题弄清楚，因为本质的东西是比较稳定、长期存在的。如果能够继承原来取得的成果，再做一些假设，把新的现象加进来，就能够步步深入来理解这个问题。

　　举个例子，与会者预先提出的问题有上百个，随便拿一个，现在来给出答案其实是不能的。但是我们似乎有这个习惯，要的就是答案，而不是从技术上把过程弄的更好，然后自己再来找到答案。

　　有一个问题，前三十多年的改革属于政府官僚推动型的改革，新一轮改革的动力源在哪里？这里面好多事情都不清楚。比如，这个问题中，前三十多年改革是什么改革？性质是什么？为什么它是官僚推动型的改革？好像这些都不是已经弄明白了的。

　　那新一轮改革动力源在哪里？这个问题几乎是没法回答的，想回答这个问题要回到源头上去，那改革内容是什么？前三十年的改革是谁推动的？是一个社会力量推动的还是若干个社会力量推动的？那么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可能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期望，不同的做法，那么不同的做法，不同的期望，不同的目标是同一个社会力量推动的，还是由不同的社会力量推动的？这些问题如果都不清楚的话，就没办法回答动力源的问题。

　　这个问题显然不是此时此刻能解决的，需要搞清楚我们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哪些发现？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走，有可能，也许今天，也许更长一点时间可以给出答案。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每一次都是把当前的问题回答了，没有退回去，弄清楚本质的问题，所以现在接不上。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为何不令人满意？

　　再举一个例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说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去年的供给侧改革主要领域在工业，结果煤、钢、黑色冶金普遍涨价，其他行业生产未见改观，到目前为止成效并不令广大民众满意，这是不是一个伪供给侧改革？如何才能有效地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问题就是怎么才能推动，障碍在哪里。

　　但是到底什么叫供给侧改革？这个基本问题要搞清楚。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变成了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又跟“三去一降一补”是一回事了。于是这个问题就是“三去一降一补”，或者叫结构调整的障碍在哪里？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法回答，因为前面有好几层要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

　　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单单就问题本身显然没办法回答，要回答就要一直退回到最初，为什么会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是供给侧？为什么要结构性改革？这个口号提出以后一炮而红，当时就没有把这些事情追问清楚，以至于现在问题来了，无法解答。

　　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基本问题，所有现实问题都需要研究，但是要回到基本问题，然后一层层地往现象推。马克思说不能从现象出发，因为现象是多种规定的集合。所以我觉得马克思提倡抽象法是对的，他说研究的过程是抽象，抽象的最本质是最稀薄的，当然抽象得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马克思抽象到最后，从研究资本主义变成研究商品两重性、劳动两重性；亚当·斯密抽象，他认为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在分工。还可以再讨论到底哪一个抽象得最对。但是这个办法是正确的，因为要通过研究，把本质的东西抽出来，然后一层层地把次要的因素加进去，这样最后就浮现出整个的现实。而不是急于就现象论现象、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

　　中国增长模式转型的历程和经验教训对中国来说，贯穿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有两个主要的线索，一个是增长模式的转型，一个是体制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