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政治经济模式的核心要义

有人睿智地将中文的“危机”拆解为两个字，一个是危，即面临的危机、困境、甚至险境；一个是机，即机缘、机会、机遇。面对险境，人无非是两种心态：一种是消极的，灰心叹气，埋怨生不逢时；一种是积极的、淡定的，冷静地分析处境、寻求突破，努力化解困境，条件成熟时将危机转化为机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近百年成长史、70年执政史、9000多万党员、461万个党组织，领导着13亿多人口的执政大党。中国共产党既要正视其面临的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也要带领中国人民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斗争，在逆境中寻找机会、在困境中看到希望、在危机中抓住机遇。

正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机遇对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来说，可遇不可求。抓住了机遇，就会乘势而上，实现质的飞跃；错过了机遇，就会失去良机，千古遗恨。当机遇来临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敏锐地识别、及时地发现并果断地抓住难得的机遇。

从国家和民族层面来看，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重要战略机遇期：第一次是大航海时代，15世纪初，中国在明朝有比西方更强的航海能力，郑和下西洋，比欧洲大航海更早、航程更远、人员更多、仪器更先进、出海的船只更大更坚固。但较强的航海能力没有打开连通世界的局面，不仅如此，反而到了后来越来越闭关锁国，陷入封闭、落后的恶性循环。1500年以后，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地理大发现”，为欧洲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开启了伟大的工业革命，在中西方的竞争中，世界的中心由东方转移到了西方。

第二次是19世纪中后期，中国在追赶西方的同时，开展了革新图强的洋务运动，与后起之秀的日本展开了三十年（1860—1890）的竞争。但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打断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连年的战乱使中国发展自我的战略机遇期一去不返，直到冷战格局形成。

第三次是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在这一时期，中国利用美苏对峙的机会，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与美苏等国的关系趋于缓和，充分利用全球化的便利条件，在40多年的时间里，迎头赶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多极化趋势中一支重要力量。

从国际上看，和平和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性难题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协助，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力量仍然占主导，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难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处于关键期，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为技术突破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扑面而来，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时间窗口和战略机遇。

我国发展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战略机遇期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可能性，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当前的严峻形势，做到心中有数。从国际环境来看，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保护主义加剧，多边主义受到冲击，贫困、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等世界性难题还没有破题，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长期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变革，以美国为首的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有些不适应。特别是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为了继续保持战略优势，试图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极限施压。

从国内环境来看，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从高速转为中高速而带来的下行压力不断增加，实体经济发展存在困难，营商环境与市场主体期待还有差距。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非公共性风险扩大为公共性风险、非政治性风险演变为政治性风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并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成为现实的风险和危机。

思危方能居安。历史和实践表明，中国的发展成就从来都是在攻坚克难中取得的。在“滚石上山、爬坡换档”的紧要时期，充分发挥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力，就显得尤其重要而且必要。

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新模式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018年我国的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经济的巨大成功离不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更离不开这一战略决策的可持续性执行。从经济建设的供需关系来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侧。供给侧则是要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竭尽全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而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