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学的金融革新

思考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发展的关系，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量子理论奠基人普朗克的那句名言：“科学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葬礼而取得前进的”。经济学发展的历史确是如此，每一次危机都会“埋葬”旧有的研究范式与政策框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和思维的革新。

集中于2008-2009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过去十年，在这十年中，经济学界认识到经济理论长期以来忽视金融因素的巨大缺陷，开始将金融活动纳入宏观经济模型，力图理解金融失衡的产生机理及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周期的影响。

在微观层面，经济学界从企业资产负债表和金融机构杠杆率两个层面入手，揭示了金融运行与实体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内生机制。

在宏观层面，经济学界重新审视金融资产价格和信用创造的周期起伏，强调金融周期对实体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冲击及重要影响。

这些研究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适度的资本管制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对当前中国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也具有诸多启示。

一，金融危机和经济学的危机

“我们自己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在控制一台原理尚未弄清的机器的时候犯下了大错。其结果是，我们走向繁荣的机会可能要因此耽误一段时间，或许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面对上世纪30年代肆虐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凯恩斯在《1930年大滑坡》一文中对当时经济学面临的困境作了如此表述。无独有偶，七十余年后，另一场源于美国次贷违约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无论就其影响的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成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并在此后十年对全球经济、金融和社会结构带来巨大冲击，以至于向来很少介入经济事务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08年底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尖锐地向经济学家发问为何没能预测这场金融危机的来临。

英女王之问不啻于对宏观经济学的“当头棒喝”。曾几何时，经济学家似乎显得无所不能。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宏观经济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主流经济学界乐观地认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主要学术观点上都已经达成了广泛的一致，主要西方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正朝着宏观经济理论所建议的方向在演变。比如：以灵活的通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的基石、强调货币政策是调节经济周期的最佳方法、放松对金融创新的监管等。诺奖得主卢卡斯在2003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致辞中宣称，“防止经济衰退的核心课题已经攻克。”

然而，危机的爆发却打破了这种“幻觉”。主流经济学界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对此前金融系统中长期累积的系统风险毫无觉察或未予深思。后来成为印度央行行长的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古拉迈•拉詹，在2005年的全球央行年会上提交了一篇有先见之明的文章，警告金融市场的巨大变化已至极其危险的水平。不幸的是，这一警告被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萨默斯视为“误导之作”，该论文在社会科学研究网络(SSRN)上也只有可怜的93次下载。事实上，当金融危机在2007年初夏爆发时，主流宏观学界和政策界仍花了很长时间才最终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他们既没能对危机作出准确判断，也无法提供有效的理论框架、政策建议和工具。那时，不仅是世界经济，经济学理论也正在经历“自由落体”。

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一次经济学的危机，同时也是一次经济学的革新机遇。2009年9月2日，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刊发《经济学家为何错得如此离谱》一文，公开“炮轰”经济学家同行，认为宏观经济学过往的二十年是“黑暗时代”，经济学家错误地把披着精妙数学外衣的理想主义模型当作真理和现实，对失控的制度性缺陷、对导致泡沫产生和破灭的人类有限理性、对导致经济运行系统出现突然崩溃的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采取了选择性失明的态度。其后，诸多知名经济学家和学术期刊、财经媒体加入反思和论战，在这场空前的反思和争论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实践者达成了宏观经济学的新共识，那就是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仅重视实体经济波动，过于简化金融市场设定，导致与现实宏观经济发展的重大脱节。

二、金融仅仅是宏观经济的一层“面纱”吗

在凯恩斯的《通论》中，金融曾占有重要地位，被视为经济萧条的重要影响因素。但随着MM不相关性定理和有效市场假说的盛行，经济学界一般假定金融市场会理性和平稳运行，以至于可以抽离掉金融因素，金融在宏观经济学的视野中慢慢隐去了踪影，经济学理论的两大核心组成部分——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自此形同陌路。在传统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竞争、理性和效率成为不可动摇的三原则，而货币是中性的，诺奖得主普雷斯科特甚至将之称为经济学的“琐屑”，金融犹如蒙在宏观经济之上的一层“面纱”，在分析经济运行及波动时可以视而不见。在宏观经济一般均衡的体系中，作为非均衡现象的金融不稳定和危机毫无容身之地，只有在明斯基、金德尔伯格等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著述中，金融不稳定因素才变得如此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