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经济学要跟上经济转型的步伐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却让人不甚满意，没有把经济现状反映出来，我们现在需要有所应对。为什么过去中国的经济学没有反映中国经济变化的逻辑？原因有很多。现在，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也需要类似的转变。而且，现在转变的条件也在逐步成熟。最近几年，我们在进行一些研究，特别是关于增长问题的研究。研究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观察到了一些现象，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资本是什么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资本是固定资本的形成，包括建筑物的安装、设备投资、无形资产，其中无形资产包括研发投入以及品牌。我们进行一般经济分析的时候，比如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设备投资、厂房投资等，需要进行区分。房地产投资中的住宅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很大一部分和民生相关。这种投资和机器设备的投资、厂房的投资是不一样的，差异很大。我们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候，认为投资能够提高生产率，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具有革命性以及很强生产性的要素。当然，我们过去做过一些区分，比如区分生产型投资和非生产型投资，但是现在按照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就将其全部算在一起。而且，我们现在讲投资和GDP增长关系的时候，也把它们算在了一起。最近，我在做一个工作，觉得应该把设备厂房这一类能够提高生产率、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生产性投资，和住宅以及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区分开来——我将之称为“消费性投资”。其实，住房和家里买的冰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对住房的明确定位，房子本身是一个消费品。当我们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以后，公园、图书馆之类的所谓“比较高端的服务性消费”就成为消费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最近几年，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GFP，即终端产品，指的是GDP（国内生产总值）中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产品。计算方法是GDP减去厂房、设备之类的生产性投资，因为厂房和设备投资会再次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我们过去讲的GDP，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终产品，讲的是新创造的价值。在经济活动的自然流程中，最后真正作为产品的，是把生产性投资去掉的部分，所以我提出GFP的概念。这样一来，我们需要讨论一个问题——以后资本的概念，到底只是生产性投资，还是我们所说的加上消费性投资？当然，我讲的GFP是全部消费品，包括居民消费，也包括政府消费，再加上消费性投资。我们严格地界定了这个概念，其中比较难界定的主要是基建投资，比如，一条公路修起来，小汽车可以跑——这主要是居民消费的部分，载重卡车也可以跑——这属于生产性消费，这些需要进行区分。在技术上，这个区分是可以实现的，并且这样的区分很有意义。我们现在经常讨论中国最近几年的投资和GDP的比例关系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投资的效率，或者说投资的边际效率在不断下降。这个问题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把投资换成标准意义上的具有革命性的生产性投资的概念，再和GDP比较，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第二，历史需求峰值

“历史需求峰值”的概念是我在这几年做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的，目前经济学文献中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并不多。历史需求峰值指的是在一个经济体（行政性的国家和地区范围内）中，某一种消费或者某一种生产的需求量最大，或增长速度最高的点。比如，我们观察到房地产的最高点在2013年左右，基建投资的最高点在2016年。除此之外，与其相对应的工业产品，比如焦炭、水泥、粗钢等，都存在历史需求峰值，这个数据已经被证明了。这种现象怎么解释？长期来讲，这是由技术决定的。比如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0㎡以后，基本就稳定下来，不会再涨了。当然，我们可以用消费者偏好进行解释，个人消费的递减，也就意味着，有钱也不会继续买更多的房子，他还要买车、旅游，把钱用在其他地方。对中国来说，年度住房达到了1200万套以后就稳定下来了，钢铁、基建也有这样的峰值。所以，这是和技术相关的。同时，它与消费者的边际消费收益递减，或者说与个人偏好相关。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不会再明显地增长。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减速？根据上述“历史需求峰值”的分析，即使人口不变，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会减速。当然，人口的变化也在起作用。至于人口变化和历史需求峰值有何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